2.日本留学生活苦乐多

3. 一位前研修生的回忆

        年轻的张女士目前在东京的某家商社上班，她的先生就职于日本知名公司，孩子刚刚进入小学读书，生活稳定优裕。对于目前的在日生活，她自己感到“很幸福”，“十三年前真是没想到”。

　　为什么说十三年前？原来，1993年，不满二十岁的张女士第一次来到日本，并在此生活了两年，身份是研修生。“像我这样经历的人应该不多。”她说。正是因为曾经身为研修生，她对有关中国研修生的消息总会不自觉地加以关注。近年来，有关中国研修生的恶性事件频频发生，令她很不开心。作为一名前研修生，结合自己十几年前的亲身体验，她也毫不掩饰对研修生制度的质疑。
　　1993年，张女士在上海的一家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服装裁剪制作。某一天，学校方面公布了去日本做研修生的募集启示，而张女士所在的班级因为有一定的技术基础，在本人同意的前提下，几乎全班都踏上了前往日本的旅途。“那时候太年轻，前途啊什么的都没想，直到准备出发了才有一点点茫然之感。不过，那么多同学在一起，倒不会担心。”研修生顾名思义，应该在日本学到劳动技能和专业知识，但张女士的经历表明，她们是本来具有技术基础才被选中的，而在日本的经验也表明，她们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的技术学习和培训，仅仅是作为廉价劳动力而已。
　　不过，和现在的研修生相比，十三年前的条件还是有些优越之处。张女士回忆：“我们那时候每人就交了3000元的押金给外经委，说好回国后归还。去年，当年和我一起来日本的一位同伴，因为生活所迫又做了研修生，听她说现在每人要交给中介10000元，就是上缴手续费，不返还的。”从押金3000元到交纳10000元，这个变化昭示了研修生制度在中国方面的无序化，以及研修生本身利益的日渐受损。张女士那时的研修生，由外经委出面组织，看起来还比较正规，如今则变成了“包工头招工”一样的市场行为。在中介公司彼此压价的火并中，研修生成为最大的利益受害者。“那些研修生大多数都是来自贫困地区，上来就要交10000元，来日本后发现工资又不高，心里的压力当然很大。”
　　“我们那时候，一个月到手是六万日元。但那个服装工厂管理比较正规，每天工作时间之外都有加班费。而且，当时中日关系比较好，日本人对我们还算友善，公司特意组织我们去旅行，去过京都、大阪。”张女士对当年的工作环境没有太多的抱怨，事实上，她甚至觉得比较满意，“我的金钱观念不强，当时已经很满足了。加班费一小时300日元，我有时还想差不多就够了，别弄得自己太累太辛苦。当然，有的同伴会比较在乎，总想找机会多加班多赚钱。”六万日元在1993-1995年的日元最高峰值时期，差不多可以换得6000元人民币，而在那个年月，这笔钱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
　　然而，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张女士说：“我听说现在有的研修生一个月也就是六七万日元。那位同伴来的地方还是我们当年去的德岛县，她说加班费一小时450日元。但关键是中国的经济状况和过去不一样了，450日元的意义早已截然不同。”十三年来，中国经济经过了长期的高速增长，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准都有了巨大的变化，而很多研修生们的收入水平和过去差不太多，严重的个别地区可能还有退步。张女士回想十三年前，她的很多同伴在临近回国时带着十多万元人民币的积蓄，会感到很有成就感，可这样的情况明显不适用于今天的中国。“好多研修生会发现，他们很辛苦地劳动两年，最后买了些东西，剩不了多少。”
　　研修生的生活，或许应该用清苦形容。由于收入有限，她们只好节俭度日。张女士笑着回忆那时的趣事：“我们发现隔壁的几个女孩伙食突然明显改善了，又是鱼又是肉，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到附近的一家超市扔掉的过期处理品。宿舍那时候十点关门，我们就翻墙出去，骑自行车赶到那个超市。大家在那个垃圾站翻来捡去，突然来了一个日本流浪汉。深更半夜，他看到这里忽然出现这么多外国姑娘，肯定是吓傻了。他又不好意思和我们抢，嘟囔着走了，好象在说‘今天就让给你们了’。”
　　物质上的匮乏，对研修生来说可能还不是最大的考验。在语言沟通有障碍的异国他乡，当年的资讯又远没有现在发达，张女士说：“虽然人多，但也满寂寞的。”在与她同期来日的伙伴中，也有人没有做完两年就提前回国了，理由就是无法适应在日本的这种生活。“我那时还是年轻，脑子里没想那么多，但如果想得多，压力自然也大。”在那两年里，张女士对日本人的印象还算可以，当然这主要是因为她所在的公司比较规范。与她同期但分配到另一家公司的伙伴就反映，她们只能住在漏雨的房子里，据说那家公司根本不具备招收研修生的条件，借用别的公司名义“骗”到了研修生，工作环境也很差。
　　研修生与所在日本社会的交流非常重要，但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限制，实现以来并不容易。张女士回忆，有位曾经参加侵华战争的日军老兵，不爱说话，但经常会义务开车帮助接送中国研修生。可是，也有些日本人对中国研修生的态度并不友好，有时是轻视，有时是挑剔，这些都会伤害研修生的自尊，长此以往更造成心理上的阴影。因此，张女士也表示，应该重视研修生在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争取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而研修生自身一定要努力学习日语这个最基本的交流手段。
　　离开日本回国后，张女士在上海做过其它工作，“研修生经历的最大好处就是培养了我的闯荡勇气，可以说自己更成熟了。”此后，她像普通人一样恋爱结婚，又随先生重回日本，开始新的东瀛生活。回顾自己的研修生生涯，张女士说：“我想对现在的研修生们说，既然来了日本，就要坚持，但也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设想一下自己的未来。”而对于变调已久、或许从一开始就动机不纯的研修生制度，她说：“真的应该认真检讨了。”

4. 留日学生当自强

        前些日子有幸观看了国产影片《霍元甲》，我打小看了那么多部关于“霍元甲”的影片，然而却从未有过可与此次相比的观后感，也许是正值自己身处异国的缘故吧。在这里咱们暂且不提演员的表现以及各方媒体对此片的影评如何，单来谈谈其中那股浓浓的不息的自强精神吧。

　　影片的历史背景时值中华民族最为屈辱的那一时刻，的的确确需要有霍元甲这类的英雄出现，来为意志消沉的人们打上一针“兴奋剂”，来唤醒国人的蒙昧。时隔一个世纪，时代不同了背景也不同了，我们中华民族又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也许我们可以不再为亡国的危机而献身，也许我们可以不再为民族的危亡而奔走，但那自强的精神确应是一种不可更替和磨灭的国人应有的风貌。
　　当我们走在日本繁华的街头，那琳琅满目的商品必定会应接不暇地跃入你的眼中，刺激著人们的各种感官。其实早已有人发现，在这极大丰富的物质天堂背后掩盖著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那就是百分之五六十的商品标注著“MADE　IN　CHINA”或是“原产地中国”!服装、箱包、鼠标、键盘等等诸如此类。这一切表面上看来是一件极为值得骄傲的事情，然而回过神儿来仔细一想，心里却真的很不是个滋味。原因是这些国货基本上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或是间接的原料输出产品，日本不愿把本国的人力和物力浪费在这些“卖不出价”的商品上，而且最为让人伤感的是即便是中国制造却也标注的是日本品牌。再想想幼稚的自己曾因拥有的某某物品是日产而得意，如今我不禁佩服起那位身在日本却宁可花高价也要买“LENOVO”笔记本的同学来了。
        我明白，在短时间内想改变这一事实是不太现实的，然而我们却可以从自身做起，为改变这一现状而努力。我不是在这里号召反日，也不是来重提抵制日货，而是希望我们这批留日的学生清楚明白自己来日本的目的是为了“自强”。不光是为自己，也是为了“中国人”这一共同的不可抹煞的姓名而自强。
　　纵观旅日学生，其中绝大多数都参与著这样或那样的形形色色的工作，以工养学，凭藉著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挑起自己的前程和亲人的期望。但其中又不乏“为了打工而留学”的人，可能是他们认为有了钱就是“自强”了吧。这也难怪，在日本即使是打最低等的工时给七百五十，每天打足八小时，一个月除去生活费必须的费用也可以赚到相当于国内高薪阶层的钱。就此问题我曾与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博士探讨过，我们得出结论，首先在日本每月收入一万人民币和在中国每月收入一万人民币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接触的社会层次和生活档次有著本质的区别。再则到日本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学习先进的东西，打工只是一种辅助的手段，一味地去打工而不顾学业犹如买椟还珠……
　　我想的确是这样的，也许我们可以赚出生活费、赚出学费、甚至赚出回国买房的钱，但是“自强”不是这样体现的，也不是这些就可以代替的。我们的青春会永远留给日本那些最为低等的廉价劳动，而仅有的可与青春相提并论的知识也只会是一张空空的所谓“文凭”了。然而，这样与那赫然印著日本品牌却又“MADE IN CHINA”的商品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不明白……显然这不是真正意义的“自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LENOVO”那样在更高的领域闯出些什么，做到让人另眼相看呢？
　　让我们回首看看那些同样是勤工俭学而且卓有成就的先辈们，再审视自己吧。他们一样为生机奔波过，一样被孤寂聊奈煎熬过，可是他们抓住了留学的真正意义，不负“自强”二字。确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卓有成就，这一点不容置否，但我们至少也要学有所成，才能对得起自己渐渐逝去的青春和所承受的一切磨难，而且只有这样才可以称得上是“自强”了。